由幕友捉刀发在上，“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，然国家颠覆之时，士大夫不闻死节，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、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——如此士夫，重利乎？重义乎？”

    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：“儒者未必尽义，商者未必皆利！”

    类似这般Jing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，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，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，谈笑间扬眉吐气。

    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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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，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，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？这般有组织、有规模的反击，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，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。

    杨时等人愤怒了，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，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，脱不了一个“儒”字，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，岂得罢手？

    于是，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，迅速扩散蔓延开去，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，分两浙、湖湘、巴蜀、东南四大战区的“报端论战”，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，结成一片熊熊之势，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。

    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，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 “义利之争”。从到，从到……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，又喧议于肆坊，一时闹得轰轰烈烈。

    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，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，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。

    那是三月二十九日。

    贡院冲突

    制举开考，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。

    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完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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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新制举按科目试，分举试（初试）、进试（复试）和殿试，均在京城举行。

    如按贡举惯例，初试为州试，应在地方州府举行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，称为省试。从以前的制举来看，因应诏人数少，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，而是直接进京应考，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，流程相对简单。

    但新制举实施后，由于应考人数激增过万，礼部便提出按贡举惯例办：先州试取解后再入京省试。

    这个提议却被名可秀否决。

    “新制举十五科目，涉及农、商、工、天文、地理等诸方面，州府可有合适考官？”

    她话中这“合适”二字，大有文章。

    制举改革后“杂学”科目居多，熟悉贡举的州官未必通晓这些科目，或者不屑于通晓，在评选时就难免指鹿为马，或仅凭印象取人，达不到选才目的。

    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顾虑，另一方面，她预料到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强烈争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先由州府取解，无法避免地方官员不会歧视商、匠籍考生，并暗中做手脚进行排斥！

    基干这些考虑，她采用了首期武举的做法，将考生集中在京城考试。

    其中，正副主考官由朝廷指定，主司为宰相丁起，副司为礼部侍郎周紫芝、御史中丞赵鼎、吏部侍郎叶梦得；除了正副主司外，根据科目不同又设执行考官。